在鲁迅先生的文字里，少有直白的暴怒，更多是冷峭的嘲讽、深沉的悲悯与刺骨的批判，可在《父亲的病》一文中，面对药方上“蟋蟀一对，要原配，即本在一窠中者”的荒唐要求，他心底的怒火终究喷薄而出。
在该文中，先生用冷峻到近乎残忍的笔调，回忆了两位“名医”的诊疗经过。他们的药方里，需要“冬天的芦根”，“经霜三年的甘蔗”，而最令人不寒而栗的，是“平地木十株”和“原配的蟋蟀一对，旁注小字道：‘要原配，即本在一窠中者。’”名医解释道：“似乎昆虫也要贞节，续弦或再醮，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。”
到这里，先生真的怒了。
先生的怒火，首先烧向旧中医脱离实证、沉迷玄学的荒谬逻辑。
当时的所谓“名医”，从不去探究病理，不做客观诊断，全凭主观臆断和封建迷信来糊弄人。“原配蟋蟀入药”就是这种荒谬的集大成者。一只蟋蟀，是公是母，是否同巢，与其药理有何干系？封建礼教要求女性“从一而终”，这些庸医便硬生生把这套伦理枷锁套在昆虫身上，造出“原配才有灵气”的鬼话。
这不仅仅是荒唐，更是对医学精神的彻底背叛。这类药引并非孤例，“经霜三年的甘蔗”、“败鼓皮丸”等等，层出不穷。在他们的逻辑里，治病的关键不在于医术，而在于寻找那些稀奇古怪、难以寻觅的仪式性药引。这种将医学沦为巫术仪式的做法，本质上是用虚无缥缈的玄学教条，替代了对生命的尊重与客观的救治。
这便是先生“骂”中医的基点。他痛斥的，是那种将经验医学玄学化、神秘化，并以此逃避实证、扼杀理性、甚至与腐朽道德共谋的“伪中医”。在他所处的清末民初，中国积贫积弱，面临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彼时的中医，在整体上确实未能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转型，其中混杂了大量民间迷信、江湖骗术和僵化教条。当整个民族都在寻找“病根”，寻求“新学”以图存时，中医，尤其是其中那些最荒诞不经的部分，便成了旧时代愚昧与落后的一个醒目“症候”。
如果说荒谬是无知，那么虚伪便是恶毒。先生对旧中医最不可容忍的，是其故作高深、唯利是图的虚伪本质。
文中的“名医”，诊金高得吓人，却治不好病。他们深知自己无能，便巧妙地用“难寻药引”来掩盖医术的平庸。一方面，这是一种高明的“障眼法”，用寻找“原配蟋蟀”的艰辛过程，营造出“此方千金难求、神乎其神”的神秘感，以此骗取患者家属的钱财与信任。另一方面，这更是一种免责的推卸机制。如果病人死了，他们可以轻飘飘地归咎于“药引没找对”、“缘分未到”，完美逃脱责任。
先生亲眼目睹父亲在这种虚伪的医治下日渐衰竭。他看到的不是救死扶伤的仁心，而是披着白大褂的骗子，是利用病人求生欲望进行敲诈的强盗。这份愤怒，源于对生命被漠视、对金钱凌驾于亲情之上的极度憎恶。
先生的“骂”，是与《狂人日记》中“翻开历史一查…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！”一脉相承的。他将中医（的某些部分）视为这“吃人”文化在具体生命领域的一种实践。他所呼唤的，是“赛先生”（科学）。在《呐喊·自序》中，他明言：“在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、算学、地理、历史、绘图和体操。生理学并不教，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《全体新论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之类了。”西医的解剖、生理知识，为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、基于实证的认知框架，与“原配蟋蟀”的荒诞形成了惨烈对比。他的批评，是一个先觉者，用刚刚获取的科学理性之光，去灼照千年蒙昧积弊的必然反应。
先生的“骂”，从来不是针对一门古老学问的简单否定，而是一个时代之子，在亲身血泪与家国沉疴的夹击下，发出的最为沉痛、也最为迫切的呐喊——这呐喊的核心，并非毁灭，而是拯救；并非守旧，而是渴求真正能“疗救”民族的新生。这声穿越世纪的“骂”，其价值早已超越医学范畴，成为一盏始终高悬的明灯，照亮着我们如何以清醒、审慎的态度，去面对一切传统与权威。
如今，看看众多的所谓“中医馆”，看看众多的所谓“坐堂老中医”，看看众多的所谓“古方秘技”，重温先生的这声“骂”，我想，应该对社会和大众有些好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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